我和我的家乡为什么会成功？背后的故事你知道吗？

　　“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”

10月1日，中秋国庆撞到了一起。这是十九年才有一次家国同庆，就在当天，《我和我的家乡》上映了。

《我和我的家乡》延续了去年国庆档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的创作模式，由多位导演各自拍摄短片单元，再组合成长片的形式。但与《我和我的祖国》厚重的家国基调相比，《我和我的家乡》则聚焦“扶贫”这一主题，氛围更加轻松欢乐。

北京文化电影事业部总经理，《我和我的家乡》总制片人张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，影片的诞生殊为不易。其从有创意到上映，用了不到一年时间，期间经历了疫情。这也是为数不多在特殊时期中完成创作、筹备、拍摄、营销、发行等一整个全链条工作的影片。

尽管困难重重，但如今，上映不到一周，票房就已经轻松超过14亿，日排片超过38%。各项数据都名列同档期第一。从各个角度来看，都称得上成功。

解题

将时钟拨回到一年前，北京文化接到了中宣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的倡议：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，能不能通过一部电影，表达这一历史性的时刻?

“怎么解这个题?”张苗想。

团队对此讨论了很久。最终沟通的结果，是以当代的城乡巨变为基础，主要着眼于东南西北中五块地域的“变化”二字。对电影来说，有变化，自然就能产生戏剧冲突。

确定了以“变化”作为主题后，下一个要解决的问题，是影片的类型。“电影一定需要类型准确。”张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。最终大家的意见不约而同都指向喜剧。“喜剧是老百姓喜欢的一种形式，就这么定下来了。”

再加上五个单元的导演普遍都缺乏的农村生活的经验，因此在创作和构思之前，必须先完成采风和素材积累的工作。

作为总导演，也是第一个单元拍摄者的宁浩选择了自家亲戚的故事作为《北京好人》的创作支点。几年前，他老家一名长辈亲戚得了甲状腺瘤，借住在家。这名长辈没有多少收入来源，想到要做手术，担心自己无法承担费用，表现得分外焦虑。

宁浩见状，就安慰道：别着急，我们帮您想办法。所谓想办法无非就是帮着借钱筹钱。但他却发现，这种提议一经发出，长辈的态度就变了：老想着在家里干点活来补偿，说话也变得客客气气，原本的长幼尊卑一下颠倒了过来，搞得双方都觉得别扭。

缓解这一尴尬的，正是社会医疗保险。直到后来，亲戚发现医保能报，并且比例还不低，双方才终于感到如释重负，回到了正常交流的状态中。

宁浩对此深感触动，在他看来，中国人是一个整体，医疗制度的保障，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乡村，也影响到了城市。不仅保障了人的生理健康，还保障了人的尊严，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正常。

“一个人生病时，失去的不仅仅是健康。到处借钱的过程中，会失去很多东西。这种保障会让人在各个层面有安全感。”宁浩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。

宁浩不觉得自己拍摄的是喜剧，也从没有故意搞笑的意图。“我一直都觉得我在写一个人物真实的状态。追求某种真实感，能触发人的会心一笑。”

他拿影片中的一幕画面举例：《北京好人》一节中，主角二人在大厅等候叫号，这时对面来了两名警察。见到警察后，吊儿郎当的主角不自觉把跷起的二郎腿放了下来。“这不是喜剧，这是真实、正常的反应，只是比较喜感。现实中每天的确也有很多喜感的事在发生。”

除了宁浩，各个单元的导演在经过采风后，也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，有了表达的冲动。徐峥走访杭州乡村，“感觉到了丹麦”;邓超去了西北，发现传说中的黄土高坡找不到了，“全部变成了绿洲”。

在跟随团队取景的过程中，宁浩回忆起自己2013年年底拍摄《心花路放》的情景。当时，他带着剧组一头钻进十万大山，结果开了三天车都没能转出来。“路太难走了。”而现在再回去。那里全部联通，成了“桥都”。

“生活中的点点变化，你平时感触不深。就算知道，也没有仔细探究过，接到这个项目邀约后，所有的导演都开始扭头去看这些变化，给人触动还挺大的。”宁浩总结道。

困难

作为总导演，宁浩的职责主要在参与前期的策划工作，讨论影片基调，修缮剧本等。考虑到参与项目的导演都是非常成熟的电影工作者，他本以为到了拍摄阶段，自己就能轻松不少。只需要等到拍摄素材全部汇总后的剪辑阶段，再做一些沟通工作即可。

但没想到，拍摄过程中，遇到了疫情的反复。

《北京好人》是6月10日正式开机的。开机两天后，北京新发地疫情暴发。看到相关新闻后，剧组的工作人员都拿不准是应该继续，还是应该停机。但最终，宁浩和葛优还是按时出现在了拍摄现场，大家才终于定了心。

不过，《北京好人》中的医院内景是肯定拍不成了。医院疫情防控级别高，进去拍摄绝无可能。于是宁浩只好决定临时搭建起来一个医院内景。“原定的景都只好在棚里弄，美术组压力非常大。”宁浩说。

内景取不了，想着至少能在医院门口取个外景，但发现这一点也办不到。“剧组那么多人，不能上医院门口晃悠。”别无他法，宁浩只好让美术组在玻璃上贴了个字条，上书“北方和携医院”，就充作医院了。

受到疫情影响，剧中一些角色也需要临时更换。有演员滞留外地，无法回京。宁浩拍电影历来注重每个演员的功能性，不愿随便换个人重念一遍台词，因此又需要回过头来对剧本进行修改。

因为进入剧组需要核酸检测证明，群众演员也不好找。宁浩只好拼命打电话刷脸，才凑齐群戏所需的人员数量。剧组加班加点，磕磕绊绊，终于按时完成了拍摄任务。

其他各组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麻烦，徐峥跑到南方，结果碰到了洪水。按以往的处理方式，剧组碰到天气问题，要么先搁置不拍，要么更换拍摄地点。但《我和我的家乡》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各个单元也严格按照地点划分，不能轻易更改。于是，团队只好调整剧本，将大量日戏改成雨戏。

所幸，这些困难一个个都被克服了。

上映前，对于影片能取得怎样的结果，团队有些忐忑。主题上，这部影片可谓前所未见——张苗对中国新闻周刊总结，中国商业电影发展二十来年，至少在票房表现上，中国电影市场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特别成功的着眼乡村生活的商业片。

形式上，也与一般商业片规律不符。《我和我的家乡》采用的是五个单元分段的形式。对此，张苗坦承，纵观电影史，这种由多个故事组成的“集锦作品”，票房上罕见佳绩。尽管去年《我和我的祖国》交了31.70亿票房的答卷，但这种成功能否复制，仍然有待观望。

此外，今年市场大盘表现也不佳。影片映前，即国庆节前两日，票房总量加起来只有去年的一半。种种不利因素，都给影片的成功蒙上了一层阴影。

为了给《我和我的家乡》保驾护航，“我们用上了所有能触及到的发行、推广资源。”张苗说。

形散神不散

所幸，票房表现没有让众人失望，假期第三天一大早，《我和我的家乡》单日票房便逆袭了当日排片第一的《姜子牙》。

在张苗看来，中国人具备阅读散文的美学基础。虽然影片故事分为五个单元，但只要影片做到“形散神不散”，提供一个整体的观影感受，让观众感受到一条完整的情感弧光，电影就依然能够成功。而《我和我的家乡》做到了这一点，五个故事看似分割，但具备情感的连续逻辑。

“从宁浩冷静的开始，到陈思诚的热烈展开，再到徐峥第一次巨大的情感力量，再到邓超、俞白眉的延续，再由闫非、彭大魔收尾，把温暖的感动逐渐做到极致。”张苗说。

宁浩则认为，中国历来有“散点透视”的美学绘画基础，明清小说也多以章回体为主。到了当代，中国观众也一直保留全家一起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的习惯。因此对于这种“集锦电影”，民众接受度相对国外一直较高。

但他也坦承，倘若电影采取这种单元形式，想要成功，就必须要搭配相应的资源。在人员安排、演员阵容，乃至后期宣发上，都必须是优中选优，采取顶级配置。

“电影是个有一百多年历史成熟的工业格式，诞生之初，谁也没有规定它的形式，不管现在认同的三幕式，还是别的结构，但都是100多分钟的平面之旅。在新的市场和媒体环境的下，面对不同的短格式冲击的情况下，电影也要做出改变的尝试，让这个百年历史的艺术在新的时代中有它更多的方向。这次《我和我的家乡》应该算是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。”张苗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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