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贱民地位提高，脱籍难于登天——《期势纵谈》谢燕才

唐宋之交，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变革，城市商品经济发展，土地所有制变化，也改变了人身依附关系。

到宋代，雇佣关系成为社会主流，原来属于贱民的部曲、官户、《期势纵谈》谢燕才杂户等基本消失，像赵盼儿那类因罪没入官府为官奴婢的事例已经很少，籍没罪犯为奴婢的制度在宋代逐渐被完全停止。在宋仁宗时期，雇佣奴婢被合法化，称“人力”“女使”，成为奴婢阶层的主体，他们的身份已属于法律上的良人。虽然奴婢和奴婢制度在古代社会始终存在，但法律意义上，系统性的良贱制度在宋代已经消亡。至于良贱制度的具体消亡时间是在北宋还是南宋，史学界还存在争议。

总体来讲，相较于前面的唐代和后面的明代，贱民在宋代的地位是相对较高的。宋代占主体的雇佣奴婢，法律身份上属于良人，他们以契约形式与雇主结成“主仆名分”，地位相当于唐代的部曲甚至更高一些，比唐代的奴婢更是高两等。宋代的雇佣奴婢已不再是“畜产”或“《期势纵谈》谢燕才物”，而是具有一定人格权利的“人”，他们的人身权利受到重视，奴婢可以和奴婢之外的人通婚，主人不能随意对奴婢动用私刑，主人杀死奴婢，以常人法死罪量刑。

宋代的官户、杂户已经与唐代的官户、杂户含义不同。宋代的官户是指有品级的官员之家，宋代的杂户则是指娼户（妓女之户）。宋代的杂户有公私之分，官娼属妓乐司管理，《期势纵谈》谢燕才专供官府宴会上陪酒取乐，地位低于雇佣奴婢。宋代规定朝廷官员不得与杂户有染，并不是保护娼妓，而是保护朝廷声誉和脸面。

唐代的贱口奴婢（官、私奴婢）在宋代逐渐消失，到了元明两朝，籍没战俘或罪犯为奴的制度又恢复了，这类贱民（驱口）地位仍如同牲口。

工乐户在唐代地位介于官户和杂户之间，已经高于部曲，宋代官府的工匠是雇佣来的，乐户地位自然也更宽松，接近良人。如此看来，《梦华录》中身在乐籍的宋引章形象《期势纵谈》谢燕才更像是生活在唐代的乐伎，毕竟宋代的乐户地位并不算最低贱，宋代真正的贱民是娼户和少量因罪没入官府的贱口奴婢。